随着特朗普携“美国优先”“战略收缩”和“盟友交易化”战略重返白宫，欧美关系在巨大不确定中产生了结构性裂痕。欧洲深陷不安与焦虑，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彷徨，以及对现实的深刻无奈。
三重冲击：欧美同盟关系动摇
在欧洲安全、军事与乌克兰问题等核心领域，美国政策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从“保障者”转向“交易者”：要求欧洲北约盟国提升军费至5%，公开质疑北约集体防御承诺，对俄乌冲突则从原来全方位主导和援乌耗俄，转向将“尽早结束战事”、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关系核心关切。
此外，特朗普政府将欧洲工具化：一方面创立了“美国出枪、欧洲出钱”的援乌新模式，要求欧洲盟友承担全部武器采购费用，反哺美国军工业；另一方面，屡次绕开欧洲直接与莫斯科磋商和平方案，其提案内容常被指漠视欧洲的安全边界。欧洲惊恐地意识到，在乌克兰停战与关乎本土命运的安全议题上，自己正面临日益被边缘化甚至“不上桌”的风险，尤其是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模糊了对俄罗斯威胁的定位，使欧洲深陷被战略抛弃的恐惧之中。
在经贸领域，欧美被“不平等”地深度捆绑。特朗普政府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对欧极限施压，迫使欧盟签署了欧美经贸史上鲜见的“不平等”协议：欧盟承诺取消对美工业品关税，但对美出口却要被课15%的关税，并承诺采购美国7500亿美元的能源、军火与芯片，同时允诺6000亿美元对美投资。协议广受诟病，被认为加深了在关键供应链和能源领域对美依赖，损害欧洲战略自主，牺牲关键产业利益。
在价值观领域，欧美精神基石崩塌。从年初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安会上对欧洲内部事务尖锐抨击，到年末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用“文明衰退”审视欧洲，美国官方公然抛弃了长达数十年的美欧“共同价值观”同盟基石。报告彰显欧洲在美战略地位中被边缘化，不再视欧盟为天然伙伴。美国反而推崇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视其为合作对象，这标志着美国开始从内部视角评判、分化欧洲，对信奉进步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的欧洲主流精英构成了釜底抽薪式的精神打击。
挣扎与彷徨：欧洲困顿与两难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三重打击，欧洲的反应充满了挣扎、无力与迷茫。
首先，欧洲深陷“战略自主和对美依赖”悖论之中。在安全领域，欧洲既因对美信任赤字空前渴望战略自主，又苦于长期疏于军备无法摆脱对美深度依赖。一方面，欧洲各国大幅增加军费；欧盟发布《欧洲防务白皮书》，紧急启动8000亿欧元的“欧盟再武装”计划；积极推动联合军购、筹建独立情报体系，甚至讨论建立“欧洲版核保护伞”的可能性。欧洲议会亦通过建立“军事申根区”的决议，旨在提升内部兵力投送能力，以备最糟的情形下“美国可能不愿介入”与俄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欧洲在军事上尤其是情报和战场态势感知等关键领域高度依赖美国，增加的国防预算很可能最终流向采购美国高端装备。此外，巨额军费挤占福利支出引发民怨；法德等国尝试恢复义务兵役制，却遭遇仅约三分之一民众愿为国而战的冷漠现实。
在关键的乌克兰议题上，悖论则外化为道义、战略与能力的三重泥潭。一方面，欧洲深知，一旦乌克兰因美国撤出军援而崩盘或接受美式“投降结局”停战安排，不仅此前援乌抗俄的叙事将被终结，地缘安全也将直面俄罗斯压力。因此，欧洲领导人一再力挺乌克兰，并试图组建“志愿者联盟”。另一方面，欧洲又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尖端作战系统还是常规弹药产能，都无力填补美国可能留下的空白。这种“有心无力”的状态，使得欧洲面对美俄越顶外交时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在经贸领域，近年来，欧经济复苏乏力，德国、意大利等出口大国经济出现萎缩，欧洲在贸易谈判中因缺筹码步步退让，从最初追求零关税，到争取10%，最终被迫接受15%的税率。这种深度的结构性依赖，使得其“捍卫经济利益”的雄心，在现实中不得不让位于饮鸩止渴似的止损策略。
其次，欧洲内部深度分化与美国“楔子战略”拆台使欧洲难聚合力。欧洲政坛日益碎片化和右倾化，法德领导力趋弱，各国利益和优先选项的差异，使得欧洲内部凝聚力严重缺失，美国政府敏锐地利用并加剧了这种分裂，贬损欧盟、抨击法德。通过公开支持德国选择党和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等右翼势力，从内部挑战主流执政联盟和欧盟的合法性、权威性；又频繁运用反复无常的“交易型”外交和“楔子”战术，进一步侵蚀了欧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基础。
最后，欧洲在西方价值认同嬗变中迷航。美国的颠覆性转向撕裂了欧洲精英认知世界的思想坐标。一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向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保守主义靠拢，但更多的欧洲传统主流政党与社会民众则感到迷失与愤怒，他们无法接受美国对欧洲的贬损及对极右翼的扶持，正如默茨点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欧洲价值观指责时怒斥“我们决不能接受其中部分内容”，却又无力阻止这一趋势。在价值观层面，欧洲陷入了深层的混乱和认同危机，呈现出精神分裂式的痛苦与彷徨。
互需与重塑：依赖中苦寻战略自主
尽管裂痕加深，但美欧并未走向正式决裂，而是在一种更为功利、充满张力的相互需要中探索新的共生模式。
美欧之间相互需要，功利性与结构性依赖并存。美国对欧洲的需要变得高度功利化：一是将其作为分摊成本和赚钱的“提款机”；二是将一个分裂、软弱的欧洲视为更易操控和双边交易的伙伴；三是通过支持欧洲极右翼，培育意识形态上的盟友和国际事务上的跟班。反之，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则是结构性和生存性的：北约与美国的核保护伞仍是无可替代的终极安全依托；与美国市场的脱钩在可预见的未来是经济不可承受之重；即便充满怨恨，欧洲建制派在心理上仍将美国视为必须维系、甚至需要谄媚的“最终担保人”。
欧洲苦寻身份定位，俨然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荆棘之路。它必须在矛盾中推进两项艰难任务：一是加速推进务实而非口号式的“战略自主”，特别是在防务工业与关键数字技术上构建“自主可控”的底线能力。二是学习以“条件性伙伴”而非“天然盟友”的身份，与美国进行冷酷、精明的利益博弈。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彻底抛弃对美国的幻想，坦然接受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并尝试在大国夹缝中，寻找那狭窄且充满风险的战略周旋空间。
总之，当下的欧洲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全面考验。美国的冲击无情地暴露了欧洲的内在脆弱与深刻分裂，而欧洲的回应则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决心与能力的脱节。现实出路既非“完全依赖”，亦非完全“战略自主”，大概率在充满彷徨、无奈、妥协与抗争中，艰难地探寻和拓展自主行动的边界。欧洲能否将这场深刻的危机转化为战略觉醒的真正契机，不仅关乎其自身命运的沉浮，也将深刻塑造未来全球秩序的轮廓。（作者丁纯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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